《音樂人生》：神童傳奇化

觀看《音樂人生》試映會當晚，導演張經緯也特別前來和觀眾交流。他提到最初和百老匯電影中心談上映事宜時，電影中心方面也怕它以紀錄片的名義推廣會很難 sell，於是最後便以傳記片作招徠。觀乎電影預售爆滿兼加場再加場的情況，以及觀眾及評論界的熱烈反應看來，《音樂人生》很可能成為今年本地獨立電影的一個小奇蹟。電影以傳記片而非紀錄片來定性，似乎也真的更適合，因為電影在一開始時已選定了立場，為被譽為近年香港音樂神童的黃家政立傳。

本身同樣熱愛兼修讀音樂的張經緯，2001年在聯校音樂節發現了數位才情洋溢的音樂神童，最終選定了當時只有11歲的黃家政，拍攝一部有關他音樂生活的紀錄片。當時導演更特別跟他和他的家人到捷克，紀錄他在外地演奏的點滴，側寫他如何深受醫生父親的影響，年紀輕輕已對自己要求嚴格，甚至鞭策哥哥妹妹勤練樂器。電影本來也就以此作結，直至前年導演找到資金，才令這部傳記片得以延續，再次找來黃家政訪談，了解他的心路歷程。

導演的誠意和毅力固然可嘉，令人佩服，然而作為觀眾，我們看到的只是11歲和17歲的黃家政，當中六年間究竟他的家庭出現甚麼變化，他和家人(尤其是在片中缺席的母親) 的關係如何，電影都因受制於客觀條件而無從交代。導演花了大量篇幅刻劃黃家政日常排練和率領同學參加音樂比賽的場面，從而帶出他反對音樂淪為比賽手段的堅持，再旁及他對宗教和人生的想法。從教育層面來看，黃家政那追求完美，對音樂的執著，鄙視比賽功名的想法，確實能令盲目迫兒女學琴的家長有所反思。然而，作為紀錄片，《音樂人生》卻略嫌傳奇化，角度也很精英主義，除了練習和參加比賽，電影甚少交代他在音樂以外的生活。17歲的黃家政對著鏡頭說不能原諒父親有外遇，也有反過來操縱鏡頭和導演的感覺，主體和客體關係錯綜複雜，甚至可能被聰明的黃家政逆轉，這可能才是電影最有趣之處。